新鲜辣评 丨 逃离历史的史诗：刘慈欣《三体》中的时代症候
自2015年8月23日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宣布“最佳科幻长篇”的获奖者以来，国内的科幻阅读者和非科幻阅读者便一同经历了一场关于刘慈欣及其小说《三体》（即《地球往事》三部曲第一部）的媒体盛宴。对于科幻迷而言，尤其在美国右翼“小狗门”拉票事件之后，刘慈欣的获奖更显得曲折而珍贵。这个长久以来几近于美国科幻本土奖项的青睐无疑是意外之喜，它不仅将一个中国科幻作家的名字写入了由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罗伯特•索耶、乔治•马丁等构成的耀目名单，而且应和着中国科幻受到世界范围认可、获得更大生存空间的期待。而对于非科幻迷来说，对“雨果奖”的陌生也不妨碍他们加入“中国科幻崛起”的狂欢，因为这显然构成了“中国崛起”言论潮的又一有力例证。
不过，不管《三体》带来了多么鼓舞人心的科幻愿景，但可以肯定的是，刘慈欣并不能提供一套大众文化再生产的成功模版：在参差多样的中国当代科幻作家当中，他足够有想象力、足够清晰，但又是特殊的，无法代表或概括中国科幻写作。甚至可以说，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抗拒一般意义的文学批评，因为无论语言、人物、叙事方面还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再现方面，它们都很难让人十分满意。《三体》（或《地球往事》三部曲，包括《三体》、《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有如一块璞玉，不时显露出玉石光泽，但所触之处却常常是粗石，虽然能够感知到它的价值并受之吸引，但仅凭目光很难断定它的外形和成色。那么究竟是什么令读者对它爱不释卷，刘慈欣又是用怎样的材质和方式来黏合、搭建起其宇宙想象呢？
对于一名普通读者来说，阅读《地球往事》三部曲首先会遭遇的，恐怕是一种叙事上的跳跃感或拼贴感。这不仅仅来自因“冬眠”技术造成的时代的跳跃式更迭，更是存在于许多影射历史的细节当中。其中最为凸显的，是对文革历史的叙写与地球叛军“三体组织”的想象。叶文洁的文革经历与“红岸”是引发三体危机，进而迫使地球领悟黑暗森林法则并卷入宇宙降维灾难的起点。然而，不难看出，这种再现文革的方式是陈旧和平面化的，仍然落在了70年代末伤痕文学书写个人创伤经历的窠臼当中。同样，在地球叛军言必称“我主”、期待“我主降临”“消灭地球暴政”的组织形式上，也可以十分清晰地辨识出一种极度简单化的、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宗教想象。无疑，从叶文洁的文革创伤到基督教式宗教狂热，这两者之间的拼贴非常怪诞——文中仅仅简单将“三体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归结为“人类文明自身缺陷产生的异化力量、对更高等文明的向往和崇拜、让子孙在终极战争后幸存的强烈欲望”，但这种宽泛的因果联系很难禁得住进一步推敲，即如果说叶文洁的个人经历使她期待三体文明的话，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种集体性的对三体文明的非理性崇拜？而在《黑暗森林》中，三体组织的消失也同样突兀、不明所以，仅仅在罗辑冬眠一百八十年后再度苏醒时，由乔纳森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说出：“ETO？地球三体组织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被完全剿灭，现代世界已经没有他们存在的社会基础。”
《地球往事》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许多这样的“叙事块”堆积而成，一些“叙事块”包蕴着某种关于社会历史的、如同数学公式般的朴素想象。换句话说，这部被颂为史诗的长篇小说中充满空白与断层，一方面视野与想象极为宏大，另一方面叙事段落的过渡并不顺畅，社会形态的跳跃性也很大。比如三体游戏中的文明更迭，“思想钢印”预设的集权社会等。尽管这些叙事块由一条情节主线串联起来，但它们并不仅仅为情节逻辑服务，也不在意彼此之间的因果连接，相反，它们具有强烈的自我展示欲望，迫使叙事减缓暂停，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次级情节中巡回展演。如云天明大脑的远航与回返一段中，既没有言明他在三体文明中的遭遇，也没有交代为何了解人类思维复杂性、并且不理解人类之“爱”的三体人能够允许他与程心见面、讲述童话。这种“积木式叙事”同样表现在科技想象的陈列上：太空电梯、智子、基因武器、量子态地球舰队、水滴攻击、二向箔……刘慈欣毫不吝惜地展示着他瑰丽而恣肆的科技想象力，将这些奇妙的物理构想高密度注入文本，尽可能详细地对它们的原理与效果加以说明。不过，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幻想的执着，在一定程度上令情节的组织与递进反而更像是为了展示这些幻想的支架或辅助物，这显然干预了叙事的流畅性。
在此，使用“积木”的比喻，是为了尝试理解刘慈欣粗朴而又引人的叙事方式，避免做一般意义的价值评断。在笔者看来，所谓“积木”是刘慈欣对历史、社会现实与科技未来的思考片段的凝结物，它们在其写作中以相对松散的方式堆积起来，最终形成一个时空跨度都极为宏大的整体。但是，“积木”的比喻也有另外一层含义：它带有某种去历史性，即它将历史扁平化为一个个质地相仿的理念，而非去触及历史本身的复杂地形。换句话说，历史之于刘慈欣，有些像是《三体》中“三体游戏”那种怪异戏谑的处理方式，以文明进化的形态存在，而其最终留下的，是一些英雄人物的名字。
《地球往事》三部曲围绕着地球人与三体人的博弈展开，有趣的是，面对绝对技术优势的三体世界来说，地球人唯一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武器”是思维，即思想透明而直接的三体人无法理解和模拟地球人在“想”与“说”之间的差异。因此，在科技被全面锁死、也接受三体派来的智子全面监控的情况下，地球人的举措是推选出四名“面壁者”，来独自推断出对抗三体世界的方法。通过简单的公共契约，他们在自己的思维与外界之间树立了无形屏障，亦即他们可以不向任何人说明自己行为的目的来调用大量资源，甚至欺骗也会被认为是“策略”。在小说中，三位“面壁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破除人类既有的道德与法律限制来脱困的路径——“人类生存的最大障碍其实来自自身”，因而一经他们的“破壁者”（即地球亲三体群体为了破除他们思想壁障而选出的人）破除幕帐，其“反人类”的计划便马上被判定为犯罪，不再受到支持。而只有毫无野心与背景的普通民众罗辑，才会在凝望星空和冥想中顿悟宇宙的终极法则。
正如许多敏锐的读者所感知到的，刘慈欣与“面壁者”罗辑之间有某种对应性：心中充满对爱与美的珍视、抱持人文主义价值，虽没有专业研究者的精深知识、却对基本科学规律有较深的了解和信念，将想象力看作是通向未来的最可靠途径。这个肩负人类未来的冥想者形象，潜伏在刘慈欣全部作品之下，是他自觉认同与扮演的角色。比如，在《流浪地球》中，为了逃避太阳氦闪带来的毁灭，人类将地球自身变为“飞船”，“开”出了太阳系，寻找下一个可能的家园；《地球大炮》则开始于一项争夺南极洲资源的项目——将地球击穿，但结果却意外开启了人类的外太空时代——借地球隧道加速而获得冲破重力的速度；《中国太阳》想象了一个改造国土生态的“中国太阳”，最终更是将过时的它变为开向星辰大海的飞船。在这些短篇小说中，刘慈欣的想象常起步于现实经验，如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等，但往往导向超越性、终极性的冥想式解决。这种想象的建构以“人类”作为尺度，既满怀人文主义激情地渴望留下比生存与繁衍多一点的东西，又对现代主义发展逻辑与现代技术充满信赖，而两者的张力与冲撞构成了其叙事的基本动力。
不过，如果将罗辑式面壁者与其他三位面壁者略作比较，会发现刘慈欣的叙事与想象中包含着另一个层面。后者所设想的几种“未来”可能，实际上并不令我们感到陌生。自杀袭击式的量子化军队、集权主义式的思想钢印和同归于尽式的水星核爆——它们与其说是某种新的抵抗形式或战争形式，更不如说是20世纪最为清晰的灾难与创伤——如法西斯主义、人种改造与人体实验、核武器与军备竞赛等——的抽象呈现。因此，在阅读中，读者一方面借由灾难记忆下意识地赋予它们以合理性，将它们看做恐怖但可能的未来，另一方面，又借助刘慈欣提供的面壁者罗辑这个安全位置拒绝这样的未来可能，从而获得某种宽慰或象征性解决。换句话说，历史被抽象成为了某种通向普遍真理的失败经验，令人恐惧之处是它来自于极端的理性和社会集体的契约，但它又是脆弱而具欺骗性的，一经“破壁”暴露出来便会立刻失效，而在超越人类的三体文明面前更是不堪一击（“主不在乎”——破壁人的回答）。与此相对，刘慈欣将自己投影为罗辑，并指出一条超越和抹平历史的宇宙法则，即“黑暗森林”。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法则的提出恰恰标示出刘慈欣写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矛盾，即理性与非理性的纠缠：罗辑的过人之处恰不在于他的素养，而在于他对爱和美的追求，在于身体中对自己来说都未知的神秘部分——他既是他自己的面壁者，也是他自己的破壁人。
历史这种幽灵般的在场方式隐约提醒我们，当代科幻叙事或许具有一个潜在功用，即将目光从历史转向未来、从此地转向宇宙，以超越性宏观想象逃离20世纪的灾难历史——刘慈欣恰以他的纯粹与直率显影了这一点。
在刘慈欣的小说中，“从本土到宇宙”是常见的叙事模式。《中国太阳》的主角水娃出生于一个贫瘠的村庄，因谋生需要先后到矿区、省城打工，继而走向了首都，成为一名“镜面农夫”，即飞上了太空成为清洁人造太阳镜面的工人，在小说的末尾，当陆海决定利用“太阳光压”将废弃的“中国太阳”改造为太空帆船航向宇宙深处时，水娃自告奋勇担任宇航员，随它一起进行这次无法返归的航程。在人们质疑他的冒险行为的实际效用很低时，水娃回答道，“飞出太阳系的中国太阳，将会使享乐中的人类重新仰望星空，唤回他们的宇宙远航之梦，重新燃起他们进行恒星际探险的愿望” 。在其他的短篇小说中，如《流浪地球》、《地球大炮》、《全频带阻塞干扰》、《赡养上帝》等，都清晰地显示出针对本土甚至地球的绝望情境，向太空寻找最终解决方法的模式。航向宇宙无疑是刘慈欣执着的梦，但它是否仅仅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想象呢？
《地球往事》中显然也存在着相似的结构。叶文洁以绝望的心态向三体世界发射的信息成为一切灾难的导火索，而这条信息的内容是：“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我的文明”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既是叶文洁的创伤经验，又表露着刘慈欣无法摆脱的、近乎偏执的消极判断。分裂、动荡的历史尽管大多以抽象的形态进入叙事，但却是推动他望向宇宙、渴求某种外来力量的动力。或可作为旁证的是，当人类最终面对宇宙中未知的攻击时，从云天明的三个童话中解读出了三个可能的防卫计划，即掩体计划、黑域计划与光速飞船计划。其中前两个以保存地球和太阳系为目的的计划都不同程度的失败了，只有借助光速飞船才勉强保留了最后的人类，以见证宇宙的降维甚至终结。无疑，逃离与放弃，是刘慈欣给出的唯一解决，是从20世纪的种种灾难以及今天纠缠复杂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途径。
因此，“逃离地球”或许是一个时代症候，其内核在于逃离历史，逃离那些仍未获得解释、仍未得到治愈的创伤经验。有趣的是，几乎拒绝“人类文明”的刘慈欣却常常表达出对一些朴素的人文主义价值的认同。比如，“执剑人”程心的柔和与宽容间接毁灭了地球文明，但这种“错误”显示出了人类与三体人之间的根本差异，也承载着对脆弱但圣洁的“人性”的某种想象与认同。尽管三位面壁者都指出“人性”是人最根本的弱点，但“非人性”的解决方式仍然不能被接受，而真正获得真理的是最具“人性”的罗辑——小说将百年历史写为一瞬，却以极大篇幅铺写罗辑对爱情与亲情的眷恋、对美和自然的追求，这显然并非闲来之笔。或者可以说，在刘慈欣笔下，科幻表现出了它最纠结的形态，即在揭示现实与历史困境方面极为敏锐和锋利，然而在想象性解决中又十分保守，仅仅是将它们压缩、打包、抛弃，进而重新与古老的人文主义价值对接。
综上所述，就再现的尺度与英雄人物的塑造而言，《地球往事》确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未来史诗。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它也是一部抛弃与拒绝真实历史的史诗，是以抽象的、积木式的历史块搭建而成的。它带来的宇宙维度灾难想象的震撼与快感，或许正是令我们摆脱现实的沉重负担的“安慰剂”——其中并没有切实对症的药物成分，却仍然令我们获得受到治疗的安慰——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极具隐喻性地显影着我们时代最普泛的症候。